第六十二位 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 Diocletian（243—316年），罗马皇帝（284—305年在位）

有多少时候，四五个大臣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愿意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君主！由于他的特殊的崇高地位，他无法了解任何一件事的事实真象；他只能用他们的眼睛来观看一切，只能听他们的歪曲事实的报告。……一些最好、最明智的皇帝也将被他们的朝臣所出卖，并陷入他们的贪污腐化中去——戴克里先

要是能够让你看到我亲手在萨洛那种植的白菜，你一定也不会再劝我放弃享受眼前的欢乐了——戴克里先谢绝马克西米安请他复位时说

(作者:阿澈)曾经雄视世界的罗马帝国，在塞维鲁王朝终结之后终于进入了它的空前混乱时期，史称“三世纪危机”，统治集团内乱不断，混战不休，同时奴隶和隶农也以一次次起义来显示他们在政治上的力量。随着伊利里亚的奥列良努斯(270—275年在位)上台之后，采取了大量吸收蛮族进入罗马军队的做法，开始了消除内乱，恢复统一的历程，而这一历程的完成，罗马进入新一期的发展阶段，则是以另一位重要人物——戴克里先的上台为标志的。



戴克里先的父亲，是伊利里亚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戴克里先以一个下层劳动人民儿子的出身参加军队，崛起于行伍之中。到284年，已累积军功晋升到罗马帝国元首卡路斯的亲卫队队长之职。

284年，卡路斯派他的一个儿子卡利努斯去高卢镇压当地的反抗，而自己则带另一个儿子努美利亚努斯远征波斯。在回师的途中，谋杀的阴影笼罩在元首豪华的行伍中，卡路斯神秘死亡，其原因有多种说法，但最可能的是死于谋杀，他的儿子努美利亚努斯就地继任元首之位，但一个月后当军队行进到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时，又被人暗杀。近卫军长官阿培尔封锁了死亡的消息，但尸体上发出的臭味还是使士兵们知道了结果。于是，亲卫队队长戴克里先起来揭发阿培尔连杀两位元首的罪行，并在格斗中将其杀死。戴克里先因此被拥立为新一任元首。

同时，在高卢的卡利努斯也宣布自己继任元首之位，于是双方展开决战，卡利努斯在决战进行之时被部下杀死，戴克里先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

自从屋大维建立元首制之后，罗马的统治机构开始由共和制向专制君主制转变，而戴克里先是这一进程的最后完成者。在他统治之下，元老院被剥夺了最后一点实际权力，完全成了荣誉的摆设。他将元首的称号改为多米努斯（意为主人），成为罗马第一位名实相符的皇帝（正因为如此，在本书中，将戴克里先之前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称为元首，戴克里先及其以后的称为皇帝）。他将东方专制国家的礼节移植到自己的宫廷中，充分享受皇帝的威严，并利用朱庇神来神化自己。



戴克里先始终有一种东方情结，他将自己的驻跸地确定在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罗马只保留名义上的首都地位，这使他更完全地摆脱旧势力的控制，也是罗马历史上一大变局。当时罗马帝国虽大体上稳定下来，但部分地区的局势仍然紧张。戴克里先专注于在东方的经营，便将帝国西部托付给他的朋友马克西米安，并在286年将他提升为与自己地位相等的“奥古斯都”，两帝共治仍感力不从心，于是又各自任命一位副手，分别是加列利亚和君士坦西亚，称为“恺撒”，两位“奥古斯都”分别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恺撒”，并确立“恺撒”为自己的继承人。四人划定具体统治范围，戴克里先负责帝国最东端的色雷斯、亚细亚和埃及。在四人之中，戴克里先仍握有最高权力。四帝共治制是戴克里先的一大创举，有利于加强统治效能，也为日后罗马帝国的分裂埋下伏笔。

戴克里先在东方镇压了埃及人的起义，并与波斯人作战争夺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最后取得了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另外三位共治者也分别在自己的辖区内取得了成功。帝国稳定的统一巩固了下来，还扩充了疆土，四帝共治制在其初期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

戴克里先对帝国行省制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47个行省重新划分为100个，又在行省之上设立行政区，100个省分属于12个行政区。军事方面，将军队分成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同时大量吸收边疆的“蛮族”进入军队之中，在将总兵力扩充到60万的同时，也使罗马军队进一步蛮族化了。

在戴克里先各项改革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税制的变革以及为适应此变革而颁布的各项法令。在早期罗马帝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间接税，所得税和商品交易税是国家经济命脉。但在3世纪的劫难中，罗马的经济大为衰落，而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的城市损失更为惨重，商业和手工业大大萎缩了，经济向农业化、向自然经济倒退了一大步。针对这种变化，为了扩大税收收入，戴克里先实行了新税法，使原来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在农村征收以实物为主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在城市征收以货币为主的人头税。为了保证税源，戴克里先颁布了各项法令，把农民和隶农固着在土地上，不得迁徙，把商人和手工业者固定在行业里，不得改行，把市议员固定于市议会里。这些措施，显然使罗马帝国向中世纪迈进了一大步。为了稳定不断贬值的币值，遏制通货膨胀，戴克里先采用了改变币制和颁布“限价法令”等措施，但无济于事，最后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依靠实物作为税收和供应的手段，商品经济继续向自然经济倒退已难以逆转。

戴克里先在宗教方面的动作引人注目。他崇信朱庇特神，自称朱庇特神之子。面对日益繁盛的基督教，戴克里先深感不安，在303年颁布敕令，禁止基督徒举行宗教仪式，将基督徒排除出军队和官吏的队伍，捣毁基督教教堂，没收基督教会的财产，部分顽固的基督徒被处死。这是在欧洲的基督教发展史上受到的最大一次迫害，但也已经是其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了。

305年，戴克里先在位满20年，按照原来的约定，他和马克西米安一起退位，由两位“恺撒”继承他们的位置。戴克里先成为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自愿退位的君主。

罗马第一个正式的皇帝戴克里先虽然建立了威严的皇帝威仪，但终其一生都不改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和注重实际的政治家的本色。也许世间万物盛衰荣枯皆为定数，经过三世纪危机的打击之后，罗马帝国已彻底告别了全盛的阶段，走上了衰亡的不归路。戴克里先没能改变这个大趋势，但毕竟在他带领下，帝国又进入了一个近百年的强势阶段。戴克里先的各项改革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事实上是对3世纪以来罗马世界种种变化的主动或被动的适应，其中部分有深远的意义，如四帝共治制和税收经济改革等。他的统治，为不久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实现更大规模的变革打下了基础。综上所述，他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62位。

小提示:同历史上的众多改革相比，戴克里先的改革更主要是对帝国衰落的现实的适应。空前绝后的“四帝共治制”适应了当时边疆危机重重的形势，税制改革适应了自然经济比例扩大的形势。戴克里先的改革尽管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的社会政治体系，但对罗马衰落的长期趋势来说是没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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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位 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Ⅱ(1818—1881年)，俄国沙皇（1855—1881年在位）

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并因此发生了许多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迟早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来解决好得多。皇冠给了我权力感，如果皇冠失去了，那将是我的人民和民族的灾难——亚历山大二世；

再拖延下去，只会更加激起狂怒，并且在一般情况下只会给整个国家，特别是给地主造成有害的、灾难性的后果——亚历山大二世谈必须进行农奴制改革

(作者:阿澈)1814年，当亚历山大一世率领大军威风凛凛奔驰在法兰西大地上时，作为打败拿破仑的主力的沙皇俄国，其荣耀也达到了高峰。此后40年中，俄国以“神圣同盟”骨干的身份，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包括出兵镇压了本来与己无关的匈牙利革命。

但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使沙俄从荣耀的顶端跌落到了耻辱的谷底，本来想从多年的手下败将土耳其身上再咬下一块肥肉，没想到遭遇英、法两国的横加干涉，在这场战争中，沙俄的落后和腐败暴露无遗，从枪到船到路，都和英法差了一大截。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作战连连败北的情况下精神崩溃服毒自杀。重振这个老大帝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身上。

亚历山大二世从小就接受了作为一个皇位继承人的培养，在他的老师，主张实行较宽松的君主制的茹科夫斯基影响下，也能接受一些民主思想，他年轻时代周游欧洲各国，开阔了眼界，也更能反思俄国的现实。

亚历山大二世明白落后的农奴制已经成为俄国落后的根源。当时俄国90%的人口是农奴，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生产效率十分低下，而且也严重防碍了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数百年来农奴制与沙皇俄国的统治基础紧密结合，以至于历代多少高瞻远瞩的雄主，包括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不敢去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但历史已经将责任无可推却地放到了亚历山大二世面前，克里木战争之后，俄国农奴反抗运动一年比一年高涨，迟一天改革，问题就更严重一步。

实际上，亚历山大从继位那一天起就已经决心实行改革。1857年，他成立了“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开始筹备改革。1861年3月，沙皇终于下诏进行改革。改革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全部获得人身自由，包括迁徙、婚姻、改变职业、拥有财产、订立契约等；二是规定全部土地为地主所有，农民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赎金数额为土地实际价格的两三倍，农民支付一部分，其余由政府以有偿债券的方式代付，农民必须在49年内还清本息。改革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如将获得自由的农民组织到公社中，公社的公职人员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服从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

从亚历山大的改革条文中，可充分看出他的良苦用心。农奴获得解放之后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连带土地解放农奴，让农奴无偿获得他们一直所经营的土地在一场改革（而不是革命）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土地的产权本来为农奴主所有，农奴的经营权是同他们的农奴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想最大限度地使封建贵族和农奴都满意，在巨变的同时维持国内局势安定，让农奴以赎买的方式获得土地也许已是最佳的选择。说俄国1861年改革只是封建主对农民的一场掠夺显然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解释。许多农奴解放之后由于土地减少等原因在经济上仍然不能自立，必须以封建地租的方式接受地主的剥削，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毕竟已迈过了最艰难的一步。

改革最深远的影响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批取得了自由身份但缺少土地的农民涌进城市做工。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做了一些改革，如设立地方自治机构和城市自治局，司法上引进陪审制度，给予大学广泛的自治权等，1874年开始军事改革。但是，亚历山大统治后期思想越来越趋向保守，俄国离真正的宪政还很遥远。

被解放的农民由于土地减少、支付赎金，以及由改革带来的混乱破坏了以前的那种安定感，反抗斗争更加激烈了，1860年农民骚动126次，而改革之年1861年增至1176次。但俄国的政局大体上仍保持稳定，最终度过了这段混乱的阵痛期走向新时代。亚历山大本人则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牺牲品，他成为欧洲历史上遭到刺杀最多的帝王之一。从1866年到1880年，亚历山大二世遭到的精心策划的未遂刺杀至少有5次。1879年，激进组织民意党判处亚历山大二世死刑，组成了刺杀组织训练专门的刺杀人员。在经过两次未遂刺杀之后，民意党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881年3月1日，埋伏在冬宫拐角的刺客将炸弹投向经过的沙皇马车，将沙皇的卫兵炸成重伤。沙皇以为自己又逃过一次刺杀，他从马车里出来，想察看伤者的伤情并说几句安慰的话，这时又一颗炸弹飞了过来，沙皇倒在血泊中，终因流血过多而死。他的改革成了他被杀的重要诱因，这也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由于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俄国一度被关在欧洲大门之外，转而将它的侵略野心投向东方。沙俄利用中国清政府困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使用诱骗加武力威胁的方式，先后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60—70年代，俄国先后征服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基本确立对中亚的统治。普法战争之后，俄国在欧洲又开始活跃起来，1873年与普、奥组成了“三皇同盟”。

亚历山大二世对历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1861年改革，终于突破了阻碍俄国发展最大的瓶颈，俄国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显加速。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尽管有种种副作用，但终被证明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他在本排行榜中居第61位。

小提示:亚历山大的改革虽非出于自愿，但当时的形势尚未到箭在弦上之势，亚历山大可以像历史上一些暴君一样，以加强镇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样将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历史上也许没有哪一次改革比俄国1861年改革的难度更大了，因为这几乎意味着拿全国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根本利益开刀。亚历山大二世选择了打开潘多拉盒子，正因为如此，应对他的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给予充分的理解。

第六十位 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 Henry Ⅷ（1491—1547），英格兰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1509—1547年在位)

我绝不准许任何人摆布我——亨利八世坚持的信条；哪怕教皇开除我一万次教籍，我也不在乎，我要向所有的国王证明，教皇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亨利八世阐述宗教改革的决心

(作者:阿澈)说起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他与六个老婆的风流韵事。说他是个风流天子毫不为过，但他晚年的残暴也确实令人惊心。而他对历史的影响则主要来自于他发动并领导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



亨利八世的老爸亨利七世是一代有为名君。他利用法国人的支持，将理查三世赶下王位，结束了30多年的玫瑰战争，同时也结束了自英法百年战争以来战火不断的局面。他还是个理财能手，为儿子积聚了大笔财富。

当18岁的亨利继承王位之时，也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丰厚遗产。年轻的亨利英俊潇洒，精通音乐、骑马、网球、外语，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同时又不耽误政务，可谓世间第一得意之人了。然而，过于顺利的早年生活可能也是造成他日后暴虐乖张性格的原因。

自爱德华时代以来，苏格兰和法国一直是英格兰的两个主要敌人。亨利八世时代早期，继续与这两个国家兵戎相见。1513年，英格兰大败苏格兰军队，苏格兰国王、二十多个贵族和一万多士兵阵亡，继位的詹姆士五世年幼，由太后（乃亨利八世之妹）摄政，从此英格兰的北部边境稳定了下来。但亨利八世与法国的战争却无所收获。

早年的亨利八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于与法国对抗的需要，他也打着保护教皇的大旗，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亲密合作。当听到在马丁·路德的倡导下，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正方兴未艾时，他亲自撰文谴责马丁·路德，为教皇辩护，由此从教皇那里赢得“信仰捍卫者”的称号。然而，几年后，形势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亨利八世成为教皇眼中的头号敌人。

亨利八世实行宗教改革的导火线，通常都认为是因为他的离婚事件。面对渐渐人老珠黄的原配妻子、原为西班牙公主的凯瑟琳，因为她只生了一个女儿玛丽，急于要一个男继承人的亨利逐渐对她的肚子失去了耐心，转而爱上了她的侍女、年轻但据说也不是很漂亮的安妮·博林。这种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负心的男人想抛弃年老色衰的妻子，而妻子则哭哭啼啼地坚持不肯答应，但当这发生在激烈斗争时代的王室中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离婚案件了。亨利八世坚持要离婚，但是遭到英格兰国内正统天主教势力的反对，当离婚诉讼提交给罗马教廷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来想批准，但他慑于凯瑟琳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威势，不敢贸然行事，只好迁延不决。亨利八世等不及了，于是就有了下列一系列事件发生。

1529年9月，亨利八世免除了执政20年的首席大臣、约克大主教、大法官沃尔西，这是亨利八世跟过去决裂的一个重要信号。接着，召集议会开始讨论宗教改革问题。两年后，在改革派的策动下，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规定教会所征收的税，一律停止上缴罗马教会，改为上缴英国国王。同时，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集团夺取了枢密会议内的主导地位。1533年5月，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同年6月安妮·博林终成正果，加冕为英格兰王后。作为报复，罗马教廷开除了亨利八世的教籍。而亨利八世则针锋相对，他在1534年促使英格兰议会通过了“至尊法”，规定国王为英格兰教会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并宣布与罗马教皇断绝一切来往。

从1536年起，在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主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新教化的改革，制定了“十条教规”，简化了天主教仪式，批准英文版《圣经》在英格兰发行，发布“十七条指令”，将英国国会国教化和国家机构化等。

在英格兰宗教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亨利八世，可谓赚得盆满钵满，他不但达到了与凯瑟琳离婚的目的，而且在1536~1539年宣布废除修道院制度，没收修道院土地，一部分收归国有，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和大贵族，一部分出卖，从而缓解了财政危机，而且使得一个支持宗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通过宗教改革，亨利八世还强化了自己的专制权力，使得英格兰的王权达到了自1215年《大宪章》公布以来的最高点。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亨利八世充分暴露了残暴的一面①，大批人被推上断头台，其中包括《乌托邦》的作者、首席大臣莫尔。1539年后，亨利八世的宗教思想开始回潮，又处死了一批过激的新教分子。宗教改革头号功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也于1540年被处死。但是事实证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的支持者远多于反对者，他在改革过程中不但没有引发动乱（林肯郡和爱尔兰地区虽然爆发过反对宗教改革的起义，但很快就平息），相反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宗教改革之前，马丁·路德新教思想早已传入英格兰，而对当时修道院和神职人员的普遍不满，则使多数人站在赞成改革的阵营。在分得来自没收修道院的土地之后，新贵族就成了英国国教的中坚分子。亨利八世将议会作为推行宗教改革的主要阵地，无疑也是明智的，使他更有利于得到各界的支持。他的后继者中，凡企图恢复天主教的必然受到重重反对，统治不稳，而坚持新教的则能够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说明了他的改革是适应历史前进的需要的。

亨利八世结了六次婚，其中凯瑟琳和克莱维的安妮被他休弃，安妮·博林和霍华德被他送上断头台。为他生下唯一儿子之后死去的西摩则是他一直追念的对象。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帕尔也不错，协调好亨利和他几个子女的关系，使亨利安静地度过了最后几年。

亨利八世对历史的影响主要是他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自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教堂的门口点燃了新教运动的熊熊之火以来，英格兰是唯一一个自上而下实行改革的国家，事实上，这场运动迟早要来，而亨利八世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则使英格兰避免了像德国和法国那样因为宗教改革而陷入长期内战的局面。此外，亨利八世时代，武力打败了苏格兰，还有议会的《联合法案》宣布威尔士并入英国，使不列颠的联合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他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则为后来日不落帝国的海上霸权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切都使他跻身于本排行榜，名列第60位。

小提示:抛开宗教方面的因素，亨利八世的改革实际上是拿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开刀，使数量更多的人受益，并在此过程中加强自己的权威，甚至中饱私囊。这样的过程充满自私残暴，但往往能起推动历史发展之效。

①有史学家考证，认为是亨利八世得了当时的时代病梅毒损害了神经所致

第五十九位 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或247年—195年），中国汉朝第一任皇帝（公元前202—195年在位）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高祖谈得天下的经验；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大风歌》

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陆贾劝汉高祖

(作者:阿澈)秦汉之际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中国社会政治的诸多质变得以成功确立，而汉高祖刘邦是其中一大关键人物。

刘邦是中国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他生长于沛县丰乡，年轻时以好吃懒做、好出大言而闻名于乡里，不事耕种，也不喜读书。进入中年之后，终于混到了一个亭长的职位，并利用工作之便，结交了沛县吏萧何、曹参、夏侯婴等，加上他原来在乡里结下的死党樊哙、周勃等，成为他后来称霸天下的基本班底。



公元前209年，刘邦奉命押送一班囚犯至咸阳修骊山陵墓，但一路上犯人逃去大半，刘邦索性释放了余下犯人，并带领其中十余人一起造反，逃入芒硝山中之间（这也是秦法苛重，逼人造反的一个例子），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事，据说刘邦喝醉酒后斩了一条挡道的大蛇，后来有个老妇人在当地哭泣，说她儿子乃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斩了。此事虽不可信，但代表了秦朝行将被汉朝所取代的象征意义，历来被广为传播。

刘邦在山里为盗期间，天下正发生巨变。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以六国后人为主干的各路英豪纷纷起事。刘邦乘此时势，率领在芒硝山中发展起来的队伍，在沛县吏萧何、曹参策应下，攻入沛县，杀死县令，并被推举为这支起义队伍的首领。

刘邦因力量不足，暂投靠楚国贵族后裔项梁之下。公元前207年，各路英豪与秦军在巨鹿决战，项梁之侄项羽借其在此战中的勇猛表现，击败了秦军，同时确立了自己的起义领袖地位。而与此同时，刘邦乘机率先攻入咸阳，灭了秦朝。

项羽随后也进入了关中，并发生了著名的“鸿门宴”故事，实力较弱的刘邦机智地逃过杀身之祸。但项羽违背了先入咸阳为秦王的盟约，只封刘邦为汉中王。项羽的天下因为分封不公很快又分崩离析，刘邦乘乱再率大军进入中原逐鹿。

在与项羽的长期角逐中，刘邦在正面战场上处于劣势，在彭城和荥阳两次败绩中均为侥幸逃脱，家眷也一度落于项羽之手。但刘邦在彭城之战后聪明地避免与项羽主力会战，以防御工事来与项羽对抗，利用项羽远离后方，补给不足的劣势逐渐消耗项羽的力量，同时以有效的封赏将韩信、彭越、英布等实力派将领拉拢到自己一方，终于在公元前202年，将项羽的军队合围于垓下，在“四面楚歌”中，项羽走投无路而自杀，刘邦成为秦末历时9年的大混战中笑到最后的人，登上了皇帝宝座。

对于刘邦为何能得天下，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了很多探讨，能用人、善于用人无疑是一大关键。韩信、陈平、彭越等人才原来都是项羽的手下，后来都为刘邦所用。刘邦不但靠这一点成功打天下，也靠这一点成功地巩固了江山，留给后代以丰厚的遗产。

刘邦虽然称为天下的共主，但群雄割据的局面并未消除。他参考了周、秦两代的得失，确立了“郡国并行”的制度，分封当时已实际形成割据力量的韩信、彭越、张敖等为王，但同时派出郡守、县令等地方行政官员，限制诸侯王的势力。但刘邦仍不放心，他在位期间，铲除异姓王成为政策的重点，韩信、彭越、英布、张敖等异姓王先后被以谋反罪名铲除掉，而换上刘邦自己的子弟为王。到刘邦死前一年，除了僻处南陲的长沙王吴芮之外，异姓王已全部清除。刘邦遂集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击之。”事实证明，刘邦的整个策略是正确的，同姓王在英布等人叛乱时确实起到了拱卫中央政权的作用。而刘邦死后，汉朝便进入了长期和平的阶段。至于同姓王为祸的问题，也在几代人之后由刘邦的后人解决了。刘邦铲除了部分功臣，这也在历史上首开了开国皇帝铲除功臣的先例。

匈奴在杰出首领冒顿的率领下，在秦末之际崛起为北方草原的一大强权。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大军北击匈奴，被围困于白登山，后侥幸得以逃脱。此战第一次使中央王朝认识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刘邦因此采纳了娄敬的建议，以“家人子”作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首开“和亲政策”的先河。

刘邦还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将首都定在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但周、秦定都长安，那是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大本营，而汉定都长安，则主要出于刘邦本人的选择。此外，还迁六国后裔及各地豪强十余万人至关中，这一政策的作用不容低估，不但消除了六国旧贵族和关东豪强重新作乱的隐患，而且阻断了各地贫富分化的自然进程，使汉初出现了“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的十分有利于自然经济发展的局面。他这一政策，也为后继者所沿袭。

刘邦原来不喜儒学，曾在儒冠上溺尿。但可能是陆贾的原因，使他认识到了儒学的巨大作用。公元前195年，刘邦在鲁地以太牢祭孔子，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祭祀孔子的皇帝，也为汉朝后来的尊儒政策埋下伏笔。

刘邦时代为中国历史巨变的标志是，首开了布衣将相之局。夏、商、周三代的王室和诸侯都是世袭的，各国官僚也以世袭贵族为主，战国以后不断有平民出身的大臣涌现，但像西汉立国时那样，君臣将相均为平民出身则是前所未有的，而以前延续了数千年的世袭贵族则终于灰飞烟灭，不知所踪矣。

刘邦在打天下和治天下的正确决策均出自于谋臣，但刘邦是这些决策的最后核定者。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王朝的开国之君，加上上述的诸多“第一”，刘邦的影响之排名在中国帝王中居前10，在世界帝王中居前60并不为过。

小提示:汉高祖不通文、不通武，但能役使天下英雄为犬马，虽曰天命，也为他容人、识人、用人的度量也。观他打天下、治天下，所用之策虽皆出自臣下，但无一非英明正确、智虑深远。一个成功的君主不一定要有非凡的才能，关键是用对人、用好人，汉高祖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最鲜明的例证。

第五十八位 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年），中国宋朝第一任皇帝（960—976年在位）

卧榻之旁，岂能任他人酣睡——宋太祖论必须统一天下；我为百姓守财耳……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宋太祖论节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誓碑”上的劝戒

(作者:阿澈)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宋朝是向封建社会后期迈进的转折时代，表现在中央集权加强，皇权加强，世俗地主取代门阀士族成为统治阶层的中坚，社会风气和文化观念趋向保守等。而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个人作用也促进了这些变化的发生。



赵匡胤出身于武将世家，于公元前927年出生于洛阳夹马营中，从小也喜爱习武。在崇尚武力的五代乱世，他的背景和特长对于他攀上权力巅峰帮助很大。22岁那年，据说受到一名高僧的指点，他投奔到郭威的军中，并受到郭威养子柴荣的赏识。951年，郭威废掉后汉皇帝，建立后周，三年后，柴荣继位为后周世宗。柴荣继位后即发动了关键的高平之战，赵匡胤以宿卫的身份救护柴荣，立下大功。此后，赵匡胤又在攻南唐等战役中立功，官拜殿前都指挥使，成为柴荣的心腹大将。959年，赵匡胤在柴荣临终前被任命为殿前都点检，实际掌握了军权。

960年正月，赵匡胤奉命领兵抵御辽国的入侵，当队伍行进到陈桥驿时，赵匡胤据说是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哗变的士兵拥立为皇帝，史称“陈桥兵变”，由此开始了赵宋320年的统治。同年，赵匡胤迅速将打着为后周复仇旗号的节度使李筠和李重进的起兵镇压了下去，坐稳了江山。

坐上皇帝宝座之后，赵匡胤面对两个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结束自唐末以来形成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和消除武将暴动政变的隐患，维持政治的稳定。在他16年的统治期间，解决这两个问题始终是他全部政策的核心。

赵匡胤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采纳了赵普的按“先南后北”顺序来统一全国的建议。963年，以“借道伐虢”的计策，一举灭亡了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政权，964年派大将王全斌等分水陆两路西进，仅用66天便灭掉富庶的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派大将曹彬等，用浮桥渡江攻灭了南唐。至赵匡胤去世之时，仅剩下南方的吴越和北方的北汉在苟延残喘，全国（传统的汉人地区）统一实际已成定局。

961年，赵匡胤以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和平地解除了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但这仅是军事改革的开始。赵匡胤将军权分成三个部分，禁军将领只有统兵权，而军队调动权则由枢密院掌握，后勤供应由“三司”负责，而皇帝则居中调度，成为唯一一个掌握全部军权的人。通过军事改革消除了军事政变的隐患，赵匡胤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通过军事政变夺权的开国之君。

同时，为防止地方军事割据，赵匡胤将天下重兵、精兵集中到首都附近布防，而只给地方留下弱兵。并逐步将各地的地方长官由武将换成文官，同时派通判到各州制约知州，所有政令必须由通判和知州共同签署才能生效。

收军权的同时，赵匡胤派转运使到各州管理财政，地方的财政收入除必要的经费支出外，全部由转运使收归中央。这样，又收回了财权。

在政权方面，赵匡胤采用了“四权分立”，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掌文武权柄，三司掌财政，御史台和谏院掌监察和舆论，分别直接对皇帝负责，削弱了宰相（同平章事、中书省首长）的权力和礼仪待遇。并缩短官员任期，实行职位和职权分离等，以防止官员在某一职位上培植个人势力。

赵匡胤生长于五代乱世，深知武将专权的祸害，这可能是促成他“右文抑武”政策的根源。他除了广泛任用文人为官以取代武将外，还立下了包括“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在内的誓碑。对历史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对于科举制的改革。他禁止了唐五代以来盛行的“公荐”、“公卷”等考前推荐制度，使试卷成了评定录取的唯一标准，大大增加了考试的公正性，使没有任何背景的穷人也有机会中式。他还确立复试、殿试制度，同样有利于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宋代文化发达，文人地位较高，与赵匡胤的首倡不无关系。

赵匡胤在位期间未明立继承人，但他封其弟赵光义为晋王、开封尹、同平章事，对自己的儿子则没有给予任何权力，传位于赵光义的意向已十分明显。976年，赵光义在“斧光烛影”的疑云中登上帝位。赵光义是赵匡胤事业的良好继承者，统一了除幽云十六州之外的全国（传统的汉人地区），继续巩固了中央集权，使北宋政权通过了发展的“瓶颈”。

赵匡胤的伟大之处除了结束近百年的分裂局面，大体上统一了汉族地区外，还在于他生长于残酷血腥的五代乱世，却开创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在于他成长于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却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文人文化蓬勃发展的氛围。但他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致使地方力量衰弱，不足以拱卫中央；他的军事改革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降低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以致后来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他营造的使各级各部门互相牵制的官制，也降低了办事效率，导致冗官冗政。这些都使他受到后人的指摘。其实对历史人物不必过于苛求。赵匡胤根据时弊改革了制度，适应了当时的形势，而他的后继者们未能根据时政的变化，继续去完善去改革，导致了积贫积弱，这也不能归罪于赵匡胤。

赵匡胤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仅是开创了一个朝代，他还是一个阶段性转型的实现者。他在这个影响世界的帝王排行榜中列第58位。

小提示:中国历史上以篡夺得国的政权大多短命，唯有宋朝是一个例外。逆取也可顺守，但从逆取到顺守，必须在执政思路和行政体制上有根本性的转变，赵匡胤深明这一点，他全部政策的着力点，正是实现从乱世思维向治世思维的转化。同时，他主持下的统一战争，既顺应了历史潮流，也为宋王朝的执政合法性加上了砝码。

第五十七位 巴西尔二世
巴西尔二世 Bulgaroktonus（958—1025），拜占庭皇帝（963—1025年在位）

不容许自己的臣民势力过大，不使任何一个显要的军事长官拥有巨大的财富，随意用各种捐税来压制他们，使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来料理私事，而无暇他顾。不相信任何人，只使少数人知道自己的计划——一位拜占庭作家对巴西尔二世政策的描述

(作者:阿澈)巴西尔二世是拜占庭帝国中期的雄主。在拜占庭帝国漫长的千年历史中，被动挨打的时间远长于强盛的时间，但也有过辉煌的岁月，巴西尔二世时代就是与查士丁尼时代并驾齐驱的两大黄金时期。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伟大时代到来之前的形势。8世纪的“捣毁圣像运动”及军区制的加强使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有所提升，9世纪之后，随着阿拉伯帝国带来的龙卷风的消退，拜占庭帝国在东部战场上逐渐占到了上风，但阿拉伯帝国仍是一大长期的威胁。而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北方的诸“蛮族”，包括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南部斯拉夫人、罗斯人等发展迅速，正在进入国家的阶段，而且具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使拜占庭这个老大帝国吃尽了苦头。特别是保加利亚人，在7世纪后期已经成立了国家，9世纪初克鲁姆大公时代开始成为拜占庭的劲敌，西蒙大帝时代更是迫使拜占庭俯首纳贡，甚至几乎夺取了拜占庭的皇座。面对诸“蛮族”的威胁，拜占庭帝国也有它的优势。基督教是它的武器之一，常常能起化敌为友的作用。而“借蛮打蛮”也是拜占庭帝国惯用的伎俩，利用金钱或其它诱饵，拉拢其它“蛮族”去打击威胁更大的“蛮族”，拜占庭帝国也因此获得了狡诈多变的名声。

867年，来自马其顿的巴西尔一世完成了由一个农民到皇帝的神话般的历程，建立了马其顿王朝，这个神奇人物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取得了成功，为他的后继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到了他儿子利奥六世时代，碰上了保加利亚王国的全盛时代，在西蒙大帝的鞭下蒙受了不少耻辱，到君士坦丁七世和罗曼二世时代，帝国的大权逐渐落入军事贵族手中。

958年，巴西尔二世出生。在他5岁时，其父罗曼二世驾崩，他继位为皇帝，由母后菲芳娜摄政。但随后掌握了帝国军事大权的尼基福·佛卡同菲芳娜结婚，以继父的身份与年幼的巴西尔兄弟成为共治皇帝。尼基福·佛卡是小亚细亚军事贵族的代表人物，颇有军事才能，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克里特岛、塞浦路斯等地，并利用罗斯人给予宿敌保加利亚人以毁灭性打击。但这位杰出统帅在967年死于残酷的宫廷阴谋，凶手齐卡米接过了他的皇位，成为巴西尔的第二位“共治者”。

976年，齐卡米死，年已18岁的巴西尔二世决心自己独揽大权。但已推出过多位皇帝的小亚细亚军事贵族不甘寂寞，又推出了他们的新领袖斯克里尔。斯克里尔在齐卡米死后立即宣布自己为共治皇帝。于是，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巴西尔二世派遣与他同名的时任行政长的宦官巴西尔去平乱，但宦官巴西尔军事上的无能使斯克里尔气焰更加嚣张，巴西尔二世不得不起用另一位小亚细亚封建贵族瓦尔达·佛卡，终于敉平了斯克里尔的叛乱。这场叛乱持续了三年（976—979年）。

但瓦尔达·佛卡也非善类。由于巴西尔二世采用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压制势力过大的小亚细亚贵族，又触怒了小亚细亚贵族，于是瓦尔达·佛卡利用这些不满，又拉起了自己的大旗。987年，他自称皇帝，很快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巴西尔二世一度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这是巴西尔一生中最危难的关头，但人的潜能也只有在这样的关头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他充分利用了占有首都和正统地位这两个优势，利用君士坦丁堡充裕的资金资源，用罗斯瓦良格亲兵队作为他的主打军，经过两年奋战，平定了这场叛乱。

巴西尔5岁继位，18岁亲政，31岁才平定所有敌对势力，真正独揽大权。虽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但经过数次宫廷夺权和平定叛乱的考验，已经熬成一个成熟老练的君主了。

经过两次叛乱，昔日严重威胁君权的小亚细亚军事贵族受到严重打击，但巴西尔对于贵族势力仍然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当时大贵族都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更有利可图的土地经营事业上，土地兼并活动越演越烈，作为国家军队和税收基石的自耕农军士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服徭役和交税赋的自由农民数量不断减少。巴西尔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执政后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遏制豪强。996年，他严令大封建主必须将侵占的村社农民土地悉数归还。1001年颁布“代缴法”，规定“富强者”必须在缴纳赋税方面为“贫弱者”负责，如果“贫弱者”无力缴付，则由“富强者”代缴。这意味着教俗大地主将不得不为他们的农奴的赋税负责，既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打击了贪得无厌的大地主们。虽然此法令遭到大封建主们的强烈反对，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时期仍将其坚持贯彻下去。

但总的来说，巴西尔二世的努力并未能阻止拜占庭帝国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趋势。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在没有受到干预的情况下，会自发地发生贫富分化，通常只有王朝初期的强势帝王有能力扭转这种趋势，而王朝中期帝王的努力往往难以收到相应的效果。

976年，一度亡国的保加利亚在西部总督萨谬尔的带领下重新崛起，借巴西尔二世早期陷于内战之机，萨谬尔一步步地恢复了保加利亚王国旧有的版图。巴西尔二世站稳脚跟之后，便向这个眼中之盯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残酷的战争持续了22之久，耗费了巴西尔中年的大部分精力，最后在1014年巴尔西斯塔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到1018年完全吞并了保加利亚。曾经辉煌的保加利亚王国由此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了近170年。这场战争也使拜占庭确立了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巴西尔二世命令将15000名战俘双眼弄瞎，每100人中留下一人只弄瞎一眼，由独眼人带领瞎子返回保加利亚。巴西尔二世由此赢得了“保加利亚屠夫”的称号，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巴西尔二世趁着阿拉伯帝国的进一步四分五裂，向东发展地盘。他几次出征高加索附近的地区，占领了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将亚美尼亚的一部分纳入帝国版图，另一部分作为拜占庭的附庸继续存在。到巴西尔二世去世之年，拜占庭帝国达到了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的最大版图。

巴西尔二世时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均处于低潮，只有东方的宋王朝在崛起之中。他在文明世界的西部建立了一个以拜占庭帝国为中心的秩序，对于正处在国家形成关键期的东欧诸民族，巴西尔二世的国际秩序对它们的版图、政制、宗教等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巴西尔二世同图拉真、苏莱曼大帝等属于同一类型的君主，都是将一个世界性大帝国在军事、版图、威望推向顶峰，但具有开创性质的影响则相对不多。因此，他在这个100帝王排行榜中位居中游。

小提示:拜占庭四面受敌的环境和相对繁荣的经济文化，使它极易受到攻击，而拜占庭皇位的耀眼光环，也引得众多英豪为之折腰。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再加上幼年即位的险境，使巴西尔二世经历了比一般帝王多得多的考验和挑战。正因为如此，巴西尔二世的盛世是堆积在阴谋、权术和凶残的基础上的。

第五十六位 图拉真
图拉真 Trajan（公元53—117年），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第二任元首（98—117年在位）

愿在我离开此地之时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妇人——图拉真夫人第一次入宫时说

(作者:阿澈)图拉真被人所记住，不仅仅因为屹立在罗马图拉真广场上的图拉真记功柱，还因为他是将罗马帝国版图扩张到极限的一代雄主。



图拉真出生于西班牙伊大利卡的一个军功世家，随父在军中长大，是名副其实的“兵油子”，逐渐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将领。公元89年成为军团指挥官，91年任执政官。因为在与日耳曼人作战的功绩，被授予了“日耳曼尼库斯”荣誉称号。据说图拉真的性格善良淳朴而又刚毅果决，而且胆大心细，简直为一完人，不但深得军方拥护，也很受罗马民众爱戴。

公元96年，罗马元首图密善因为长期藐视元老院，与元老院严重不和，于一次政变中遇弑，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在血腥中终结。老资格的元老涅尔瓦被推举为元首。涅尔瓦尽管有元老院的鼎立支持，却因为在军队中缺乏势力和威信，宝座坐得很不稳当。于是，他看中了军功赫赫且正值盛年的图拉真，于97年将时任上日耳曼总督的图拉真收为养子，第二年涅尔瓦崩，图拉真即大位。

图拉真的继位创造了两项记录，一是第一次由外省人担任罗马元首，二是确立了“养子继承制度”，就是由元首在年老时收养一位实权人物为子，由他继承大位，这种制度一直贯穿了整个安敦尼王朝。安敦尼王朝诸元首的素质明显高于罗马帝国的其它王朝，历史表明“养子继承制度”是一种成功的制度。

图拉真即位之后，并没有急于回罗马举行登基大典，而是继续在前线视察防御工地和营垒，一年半之后才回罗马接受臣民的致敬。他给元老院许诺了统治期间不处死任何元老，任何政事都向元老院通报，很快就打破了元老院对这位军人元首的疑虑。罗马内部前所未有的团结，使他能从容腾出手去对付边疆之敌。

图拉真即位三年之后，发动了著名的达西亚战争。达西亚的地理范围大概相当于今罗马尼亚，以盛产金银而闻名，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一大心腹之患，曾多次使罗马人损兵折将，还必须每年向达西亚交纳“岁币”。图拉真亲率大军两次进攻达西亚，第一次是公元101—102年，图拉真投入的总兵力（包括辅助部队）达15万之多，而且以不可动摇的士气和后勤补给使达西亚首领德凯巴鲁斯的山林游击战术难以奏效，迫使德凯巴鲁斯以割地、称臣和让罗马驻军为条件换得暂时的和平。



当图拉真发现德凯巴鲁斯在阴谋备战以反击罗马之后，毅然再次亲率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达西亚战争（104—105年），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达西亚首都萨米泽杰图萨，经过一场漂亮的围城战后攻陷该城，德凯巴鲁斯出逃后被罗马军队赶上，自杀身亡，达西亚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图拉真在此次战争中充分显示出了“爱兵模范”的本色，不但一直身先士卒，还因亲自撕战袍为士兵包扎伤口而传为佳话。

通过达西亚战争所得到的金银，又改善了罗马帝国的财政状况。此后罗马人大量殖民于达西亚，根本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和语言，今天的罗马尼亚语就带有很重的拉丁语系的特征。

106年，图拉真又发动了对阿拉伯半岛西北端纳巴泰王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也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因为纳巴泰王国作为罗马与安息的贸易中介而十分繁荣。图拉真征服了它，设为阿拉伯行省，控制了东西贸易的要道。

最后，图拉真将进攻矛头指向了夙敌安息帝国。113年亲率大军东征。次年攻占亚美尼亚。后沿底格里斯河南下，打败了号称天下无敌的安息骑兵，吞并上美索不达米亚。116年攻陷安息首都泰西封，兵锋直抵波斯湾(此时为罗马帝国版图最大时期)。通过此战，将叙利亚沙漠、亚美尼亚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都划为罗马帝国行省。罗马帝国的版图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至大西洋，北抵达西亚和不列颠岛，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一个国家所能达到的极限。

图拉真被列入最具影响的帝王行列中不仅是由于武功，也由于他在国内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使他在赢得军队、元老院的支持之后，又赢得了民众的爱戴。首先是沿袭了罗马元首自掏腰包兴建公共设施的传统，修建桥梁、港口、道路、广场等，至今在罗马留下印记的仍非常多。另外就是实行“国家慈善基金”制度，具体做法是国家给某些城镇一定的财政拨款，这些城镇以此为基金，将其贷给本地的业主，以每年收取的利息作为慈善金抚恤当地的穷人。

图拉真时代开始吸收东方行省的贵族充实元老院，他的后继者继续这一做法，最终使罗马贵族和行省贵族逐渐融合。图拉真的另一项政策则争议较多，他命令所有的元老至少要用自己1/3的财产在意大利购买田产，人为提高土地价格，此举加快了意大利土地兼并的进程，大庄园制得到蓬勃发展，而比较贫困的意大利人在卖掉了自己土地之后，则到外省购买较便宜的土地。但土地兼并削弱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础，不利于长远的发展。

图拉真在117年征安息回师途中病死于小亚细亚的塞利努斯。由于他所征服的土地已经超过了罗马所能承担的极限，逐渐被他的后继者放弃了。但他加速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罗马化进程，这一点影响则长久地留在历史之中。

罗马帝国是世界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帝国之一，作为这一帝国巅峰时期的代表，图拉真被列入这个排行榜中，居第56位。

小提示:作为一个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的统治者，图拉真不但没有落个“穷兵窦武”、“劳民伤财”的恶名，还获得了“仁君”的美誉，被视为善良君主的楷模，确实值得历代统治者借鉴。能够使民众认为他发动战争是为了罗马人的集体利益，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和欲望，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第五十五位 海护王
海护王 印度笈多王朝第二任君主（335—380年在位）

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其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法显对笈多国的描述

(作者:阿澈)4世纪初，曾经辉煌的贵霜王国已经四分五裂，北印度又处在政治上的自由竞争阶段。最后是恒河上游比哈尔地区的一个小国乘机兴起，经过三代人的努力，逐渐统一了北印度，这个国家由笈多家族统治，历史上将其称为笈多王朝。笈多王朝第二任君主海护王（又译沙摩陀罗·笈多）是这个家族的佼佼者，以其文治武功获得了“印度的拿破仑”、“诗人国王”等雅号

笈多王朝第一代君主是旃陀罗·笈多（320—335年在位），他的国家位于孔雀王朝龙兴旧地摩揭陀，也许是受到孔雀王朝英雄前辈冥冥中的感召，旃陀罗·笈多也立下了雄心壮志。他通过跟梨车王国公主鸠摩罗提蓖的婚姻合并了这个国家，华氏城及附近地区是公主的嫁妆。旃陀罗笈多定都华氏城，他给了笈多王国一种蒸蒸日上的战斗氛围，附近许多小邦纷纷归顺了笈多。

海护王正是这个强强联合的婚姻的结晶。他继位之后，开始大规模扩张笈多王国的领土。他首先西征，征服了恒河上游及印度河流域东部地区，然后向东沿恒河而下，吞并了富饶肥沃的恒河三角洲。第三步是向南发展，征服了奥里萨和德干东部，势力一度扩张到帕拉瓦王国的都城，德干高原诸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小国纷纷向他称臣纳贡。海护王的重臣诃梨先那所作赞颂词的阿拉哈巴石柱刻文，至今仍留存，记述了海护王以暴力毁灭了印度西部9个部落共和国，因此震撼了整个印度的事迹。但有史论者认为，这9个国家的覆没使笈多王朝失掉了西部的屏障，后来无以抵御白匈奴人的入侵，更理智的做法是让他们称臣纳贡，或派总督去接管。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话了。

海护王还向海上发展势力，远至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都有他的使臣的足迹。印度文化以贸易和宗教为媒介，随着他们传布到东南亚众多尚待进一步开发的土地，并扎下了根。4世纪是印度文明进军东南亚的一个关键期，除了越南北部之外，整个东南亚都几乎为印度文明所重塑。

建立了庞大国家的海护王，志得意满地举行了一次马祀，这是唯有完成大征服的国王方可以举办的婆罗门教大型祭祀，以马为牺牲，夸示征服者的巨大业绩。海护王以其军事上的成就被欧洲学者称为印度史上的拿破仑。

笈多王朝的政治制度在海护王时期也基本稳定了下来。帝国的中央地区孟加拉、比哈尔实行中央集权制，其他地区由总督或地方王公治理，维持半独立的状态，婆罗门高级僧侣在各级行政机构中占有一定地位。同印度历史上其他王朝或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笈多帝国的官僚机构比较简单，往往一人兼任几个职务，而且文武不分，中央政权没有固定的军队，打仗时由各地藩臣提供兵源。但另一方面，笈多帝国的人民赋税负担低，刑罚宽缓，民风比较淳朴。

海护王文武全才，他的时间除了安排军政大事之外，还给诗情雅兴留下了闲暇，创作了不少诗作，因此获得了“诗人国王”的雅号。他重用文人，奖掖学术，扶持文化，其宫廷大臣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学者，如著名天文学家彘日和梵文诗人兼戏剧作家迦梨陀娑等。海护王信奉婆罗门教，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也采取宽容态度。

公元380年，海护王驾崩，其子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继位。超日王同样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他继续南征北战，完成了统一北印度的大业，并将笈多王朝推向了繁荣的顶峰。不过，笈多王朝全盛时的版图面积略逊于孔雀王朝，在南部和西北部没有达到孔雀王朝那么远的地方。笈多王朝时代是婆罗门教复兴并走向繁荣的时代（复兴后的婆罗门教又称印度教），婆罗门教哲学、艺术、文学、雕塑等都留下了无数瑰宝。5世纪中叶之后，笈多帝国在白匈奴人的打击下走向衰亡。作为笈多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海护王在本排行榜中位列第55位。

小提示:笈多王朝崛起的模式同孔雀王朝十分相似，都是以恒河上游的华氏城一带为中心，首先进军印度河流域，然后征服恒河中下游，最后是尽力向南发展。这也许是中古之前印度的状况决定的：华氏城周围一带是最具政治活力的区域，印度河流域与它的文化同一性较大，其次是恒河中下游，而印度南方则文化距离最远。值得一提的是，以海护王为代表的笈多王朝创业者，尽管在军事上雷厉风行，但在内政上却是宽刑缓政的实践者。

第五十四位 魏孝文帝拓跋宏
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年），中国北魏皇帝（472—490年在位）

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魏孝文帝论必须迁都洛阳

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尔，圣人俱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试——魏孝文帝论借天象非议朝政是错误的

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元恂违反背尊，欲跨据恒朔谋逆。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大祸——魏孝文帝论法不恕子

(作者:阿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很受人关注但却意义重大而且特别耐人寻味的王朝—北魏。它在五胡十六国的大混战之中神秘地崛起，沿着盛乐—平城—洛阳三级跳的轨迹，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在汉唐两座中国封建文明高峰之间的漫长低迷岁月中，在北魏一朝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胡族到汉化三大关键性转折，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合进了中华文明之中，开启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门。但另一方面北魏统治阶层的残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魏宫廷留下的不解之谜的数量，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是首屈一指的，或者可以说，北魏的历史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或长或短的不解之谜串联起来的。



在北魏历史上，魏孝文帝拓拔宏无疑是最出彩、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的改革的功过在引起了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和文化命运的深层思考。孝文帝5岁继位，23岁亲政，他的一生与一位女人关系密切，就是他名分上的祖母—文明太后冯氏。

冯氏以一位被灭国的王室后裔身份进入北魏宫廷，在宫廷内外的刀光剑影中一步步往上攀登，铲除了诸多政敌，包括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魏孝文帝的性格爱好带有冯太后的诸般烙印，以至有史学家认为他可能是冯太后同某个汉族近臣的私生子。冯太后不但是一个宫廷斗争的高手，也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在她执政期间，进行了四大改革，全面改造了北魏帝国。由于这些改革是在孝文帝的纪年中进行的，历史上常常将之归于孝文帝名下，当然，孝文帝亲政后对这些改革也进行了很好的巩固。

首先是官制改革。北魏前期的官制很不成熟，官吏没有固定的工资，因此被默许对管辖下的人民进行搜刮。地方官不论政绩如何，一律任满6年。冯太后时期，实行了改革，发给官吏固定的薪俸，同时大力加强打击贪污腐败，以“治绩”作为任期长短的依据。孝文帝亲政之后，继续加强肃清吏治。

为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必须尽可能搜刮被隐匿的民户，按照李冲的建议实行了“三长制”，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加强了国家对民户的控制。

而影响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改革是“均田制”。北魏的均田制十分有名，对隋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年男女获得一定数额的桑田和露田。露田年老必须还官，不得买卖，桑田不须还官，超过定额的可以买卖。耕牛也可受田。地方官员按品级授给“公田”。在当时荒地多，自耕农少的情况下，均田制不但可增加自耕农数量，改善农民处境，增加国家赋税收入，还促成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

在实行均田令的同时，还实行了与均田令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度，以小家庭为基本纳租单位，奴婢、耕牛受田虽不少，但纳税很轻，这有利于大地主。

490年，冯太后死，孝文帝开始亲政。他巩固了冯太后留下的改革成果，并将改革推向了高潮。迁都和汉化改革，使他名垂千古。孝文帝决心做一个中原的统治者，狭小而僻处北边的平城已装不下他的雄心。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决心早已定下，但在当时只能争取到一半的朝臣支持。为了南迁洛阳，他可谓煞费苦心。他假称南征南齐，当20万大军到达洛阳之后，便以迁都洛阳作为条件以压服那些劝阻他劳师远征的大臣们。终于在496年，正式迁都洛阳。

迁都之后，魏孝文帝的改革便进入了最彻底、最深刻也最受争议的部分—全盘汉化。汉化改革包括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姓汉姓，鼓励胡汉通婚等方面，其全面彻底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穿鲜卑服、说鲜卑话被严厉的措施禁止，原来的鲜卑贵族大姓全部改为汉族姓氏，包括他自己的姓氏都由“拓跋”改为“元”。孝文帝除自己娶汉女为后妃外，还亲自安排亲族重臣娶汉族士人之女为妻。孝文帝还引进了早已腐朽的士族门阀制度，规定了鲜卑族八个高门大姓，互相通婚，子弟世代任高官，原来鲜卑族以军功封官晋爵的传统被废止了。此举阻碍了寒族人才的升迁，但要使鲜卑族同汉族完全融合，这是必然的一步。

迁都和汉化改革遭到部分顽固的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他们抬出了太子元徇作代表向孝文帝发难。元徇策划北归不成被废，后来被孝文帝赐死，顽固派随后企图发动的政变也被镇压。

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迁都，而迁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动南征。孝文帝晚年对南齐发动了数次战争，但进展不大，公元499年，他在取得马圈城一役的胜利后，病逝于北归途中。操劳过度的魏孝文帝，在33岁时提前耗尽了一生的精力。

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以征服者的姿态坚挺了近百年，而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仅过了30多年就在内忧外患中瓦解了。有人以此来非议其改革。但统治阶级的腐化毕竟不能掩盖社会大发展的事实。正是在改革后，中原出现了耕地人口猛增、经济文化商业繁荣的盛况。

北魏亡后，后继的北周、北齐政权虽然都曾实行过表面上的鲜卑化政策，但整体的汉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特别是北周，已处在民族差别完全消失的边缘。此后，亦汉亦胡的隋唐两代皇室相继统治中国，历时三个世纪的民族大融合进程最终完成。正是魏孝文帝打开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门。

自秦始皇一统以来，中国唯一一次有可能出现南北远久性分裂的时期就是南北朝时代，南北不但地理阻隔、统治民族不同，甚至在风俗思想等方面也一度走得越来越远。但魏孝文帝消弥了这一切，汉化之后，南北政权之间只剩下地理的阻隔，统一又成为历史的必然。但魏孝文帝的“全盘汉化”使一个古老而且人数众多的民族—鲜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在近百年后消亡了。对魏孝文帝改革的文化学方面的争论，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个改变了人类文明分布面貌的名君载入史册，他在本排行榜中居第54位。

小提示: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闯入并扎根于农耕文化圈的游牧民族来说，接受同化便是他们的终极命运。不过，在同化的程度和方式上仍存在多种选择，魏孝文帝选择了全面彻底地融入中原汉族文明，为此受到损害的只是他们的祖先，而受益的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乃至整个汉族文化圈。